张岂之:原始农耕经济的生长与文明的进步
时间:2021-09-02 04:09点击量:


本文摘要:关于进入早期文明的标志,有的学者主张以铜器的铸作、文字的泛起和城邑的形成作为基本要素。也有学者指出,以这些标志作为判断的基本尺度,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中人们大多公认,农耕经济的生长是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 炎帝获得“神农”的称呼,很可能就是因为在炎帝时代曾经缔造了中国原始时代农耕技术生长的第一个岑岭。与相关传说一致,考古发现可以提供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时期农耕经济空前生长的资料。 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通过半坡遗存的性质举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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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入早期文明的标志,有的学者主张以铜器的铸作、文字的泛起和城邑的形成作为基本要素。也有学者指出,以这些标志作为判断的基本尺度,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中人们大多公认,农耕经济的生长是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

炎帝获得“神农”的称呼,很可能就是因为在炎帝时代曾经缔造了中国原始时代农耕技术生长的第一个岑岭。与相关传说一致,考古发现可以提供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时期农耕经济空前生长的资料。

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通过半坡遗存的性质举行分析。半坡先民开始定居生活,其社会经济形式中农业已经占有相当的比重,同时饲养家畜,还兼营渔猎、收罗。苏秉琦曾经就农业收割、伐木、渔猎、纺织缝纫几种生产工具的数量对比,分析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从而总结出这样的认识:“半坡人们是农渔猎伐木并重,而庙底沟人们则是以农业为主,渔猎伐木所占比重较小;半坡人们衣着质料多用兽皮,而庙底沟人们衣着质料则多用植物纤维。

”仰韶文化住民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半坡遗址第15号灰坑中所贮藏的粟多达数斗。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一瓮炭化粮食,有人判定是高粱。泉护村遗址还泛起了类似稻谷的痕迹。考古学者推断,其时黄河流域是可能栽培稻米的。

其时已经有了低级园艺,半坡第38号衡宇遗址中出土了贮存芥菜或白菜菜子的陶罐。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较仰韶文化更为进步。其时的石质生产工具磨制得更为精致,打制工具已经很少使用。

从木耒、骨锄、石钺和三角犁形器的发现,可以推想其时的农耕生产能力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已经显著提高。收割工具发现长方形穿孔石刀、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镰和蚌镰等。

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讲明了劳动收获量的增加。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也反映了大汶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三里河遗址的一个大型窖穴中,发现了1立方米左右的粟粒。

这说明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农耕收获已经可以大要满足社会消费,粮食已经有了相当的剩余。在中原以外的地域,也可以发现其时农耕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历史迹象。在河姆渡遗址第4层较大面积的规模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

有的地方稻谷、稻壳和稻草相互混杂,形成厚度为0.2—0.5米的聚集层。最厚的地方甚至凌驾1米。河姆渡文化的主人在烧制陶器时,也使用大量的稻壳以及稻草碎末作为羼和料。河姆渡遗址稻类遗存数量之集中,生存之完好,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是稀有的。

经判定,河姆渡稻谷遗存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河姆渡稻谷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月都在公元前5000年上下,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现在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事实证明,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南亚(以印度为中心)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

中国在禹蟾岩发现的栽培稻谷实物和吊桶环发现的栽培稻硅酸体,都是世界上现在已知同类最早的实例。吴县草鞋山遗址和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迹。良渚文化住民以农耕生产为主要营生手段,主要作物是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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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稻谷判定,其时种植的水稻,已经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以及杭州水田畈遗址,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其时的农作物。

良渚文化的农耕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多比力精致。其中所谓三角形犁形器,有人称作“耘田器”。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发现,农耕经济的发现和积累,是文明发生和进步的重要条件。有学者指出,“从农业开始,逐渐生长到文明”,是历史进步的配合偏向。

“我国种植水稻可以推到七八千年以前,种植谷子(脱壳为小米)的历史亦然。从农业起步,谋划定居生活,逐渐生长养殖牧业和手工业,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子。这条路子也不限于中国。

西亚、埃及、印度等也是这样。现在世界上有三次革命之说: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

所谓农业革命指的就是古代由农业引起的社会厘革,与文明起源有关系,或者说讲的就是文明起源问题。”关于文明初期的文化形态及其与厥后中华民族文化进步的关系,张岂之指出,炎黄文化是我国文化的源头。从历史学看法看,炎帝族和黄帝族是史前两个关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他们对厥后中华民族的生衍生长有很大影响。

在中华文明生长史上,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进文化包罗富厚的内在,已经形成大要完整的系统,可以称之为“原创性文化”。“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我国学者面临考古学的丰硕结果,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有不少新看法,例如指出新石器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期。炎黄时代就在这个时期内。

”“炎帝时代的主要孝敬是在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方面。”“由于我国考古学的成就,原始农业的生长与文明起源的密切关系,有些问题不难过到证实。考古掘客结果告诉人们:距今七八千年我国原始农业已有相当生长,这就是我国文明起源时期的直接见证。可见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一些传说并不是没有凭据的。

”原始文化不能称之为原创性文化。可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与“原创性文化”有重要的关系。“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详细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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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

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要系的原创性文化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总的来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依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和总结的学术课题。

也许清晰描绘这一历史历程还需要做相当艰辛的事情,可是历史演进的大要轮廓现在已经逐渐清朗。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另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

有学者指出,恒久以来,我们在如何看待世界各个古老文明的历史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显着的观点上的错误认识与事实上的明白误区。这就是当我们说到诸如古埃及文明和古两河流域文明之类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具有5000年以上的文明历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个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曾经在5000多年以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它们在良久以前就已经消亡了。

它们与今天存在于其发生地的现代文明不光没有一脉相承的继续关系,甚至完全属于差别的文化系统。例如,古埃及文明与现在埃及的阿拉伯文明就是如此。

其他如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今天西亚地域的阿拉伯文明的关系、古印度河文明与今天的印度文明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严格地讲,这些古代文明并不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只不外是曾经在5000多年以前泛起过,其后又消亡了的文明而已,它们自己并没有延续5000年。然而,“中华文明则差别。她从远古走来,沿着自身固有的脉络和轨迹不停向前生长,从亘古走到今天而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迥异于其他文明的、奇特的文化内在与文明特色。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实在没有须要与别人去争辩诸如究竟谁的文明历史最长之类的问题,也没有须要硬去设法将我们的文明史拉长到5000年前。因为,中华民族4000年来延续不停的文明历史,就是人类历史上连续生长历时最长的文明史。而且坦率地讲,文明历史的时间长又如何?短又如何?”“实际上,历史长但终归于衰落和消亡的文明适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戒,历史短但生气勃勃的文明恰值得我们学习。

”论者指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事情者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生长具有哪些自己的特点,以及何以会有这些特点,而不必在文明历史上争短长。譬如,与中华文明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其他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无不在近代工业文明远未到来之前便已归于消亡,只有中华文明不光从未中断,而且在工业文明高度蓬勃的今天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何以如此?又如,中国的国家体制生长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这是世所公认的。

其生长的早熟性、体系的完备性、组织的周密性以及从未中断而且不停向更高阶段演化的特点,久已为各国的史学家所重视。实际上,中国国家体制的这些鲜明特点不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华文明得以始终延续的重要原因。这种成熟的国家体制是怎样生长起来的?中国国家体制为什么能够从早期国家生长到成熟国家?中国国家体制在差别的时期各有哪些差别的特点?其渐进的演化历程各具何种意义?中国的史学事情者应当而且必须回覆的,是这些真正具有意义的问题。

至于文明的时间究竟有多长,那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去探讨就行了。”固然,对于判断“文明的时间究竟有多长”的差别意见还可以讨论。可是我们确实应当注意,在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的时候,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即科学性的追求,力争使研究的结论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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